论韩非的“法术势”思想—法律类论文

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，他吸收和继承了以往法家的思想，融合“法，术，势”的理论，并进一步吸收了儒、道、墨的思想，作为其制订“治国”方案的理论根基。韩非博采众长，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。“法、术、势”思想正是从人性认识的起点出发，基于自己的对道的理解而提出的“治国”方案。韩非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，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统治。

一、人性自私论

韩非关于人性的认识是他所有理论的逻辑起点，韩非认为人都有“就利避害”或者“好利恶害”的本性。性恶论是韩非子所有思想的基础。韩非子从生活中的基本人际关系观察。在他看来，一切人际关系的活动都有着背后的目的——为自己谋利益。夫妻之间本来就没有骨肉关系，那么就会存在不稳定性，“夫妻者，非有骨肉之恩也，爱则亲，不爱则疏。”韩非子在《备内篇》中就明确指出：“故后妃、夫人，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，君不死，则势不重。情非憎君也，利在君之死也。”不仅如此，父母与孩子之间，雇主与雇工之间像管子说过，商人日夜兼程，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，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。打鱼的人不怕危险，逆流而航行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，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。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，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：“人生有好恶，故民可治也。”这是韩非更多地基于人的外在行为特征而做出一种经验判断。他指出“：夫民之性，恶劳而乐佚”^①“好利恶害，夫人之所有也。”^②“利之所在，则忘其所恶”^③这说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。韩非进而推断，每个人天生“皆挟自为之心”，即是说人人都以计算之心相待，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。他说“父母之于子也，产男则相贺，产女则杀之。此俱出父母之怀抱，然男子受贺，女子杀之者，虑其后便、计之长利也。故父母之于子也，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况无父子之泽乎!”^④父母、子女之间尚且以计算之心相待，何况其余?所以，韩非接着就对君臣及社会上的其他人际关系也做了清算。他说：“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，君垂爵禄以与臣市，君臣之际，非父子之亲也，计数之所出也。”^⑤

韩非不相信性恶之人有自律的可能，也不相信人有高尚的道德、奉献的精神。有时人的自律，表现出的高尚品德，奉献精神也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。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考察，韩非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即治理国家千万不能指望民众去做什么好事，而只能用法律禁止他们干坏事。

二、“法”的思想

基于人人都是自利自为的，那么要人行则予赏，要人止则罚，则人人皆在赏罚的控制之中了，赏罚被韩非子看作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二柄，他说：“明主所导制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，刑德也。何谓刑德?曰：’杀戮之谓刑，庆赏之谓德’。”^⑥在韩非子看来，由于人都是自利自存的存在，因此没有人会选择杀戮的刑罚，也不会有人放弃受赏的利益，于是赏之所在即利之所在，也即令之所在与行之所在，而罚之所在，也即是禁之所在与止之所在。可见只有赏罚分明才能禁令畅通，才能使属下各就其位，各司其职。

韩非子赏罚二柄方面更注重罚，也即通常所说他是个严刑主义者。他说：“夫严刑者，民之所畏也，重刑者，民之所恶也，古至人陈其所畏，以禁其邪，没有所恶，以防其轰”^⑦从韩非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他重刑的目的不在于对人施以惩罚，而是希望通过重刑达到阻止自私自利的行为，以避免罪恶的发生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。韩非子这里的刑罚是对事不对人的。因此，在韩非子看来，轻刑可能是对犯罪的诱惑，反正很轻也无所谓。反之，重刑则可能因其重而能使人检点行为，远离犯罪。当然韩非子形罚所对治的都是人可以轻易避开的行为，容易避开而有触犯当然要严刑以对，这样就没有人愿意拿生命开玩笑，也就实现了“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”。作为治理国家的君主拥有“赏罚”二柄，并不是说他就可以随所欲的赏，随心所欲的罚，而他必须以公布的法为标准。他说：“法者，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。”^⑧又说：“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蠢令者也。”^⑨由于人都是自利自为的，喜赏畏罚，而以慎法为赏，以轰令为罚，从而达到人人守法，令行禁止的治理效果。由于法是以每个被统治者对象的，因此，法必须公布于官府，使人人皆知，同时也要信赏必罚，树立法的权威与尊严。

三、“术”的思想

韩非说：“术者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权，课群臣之能者也，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又说：“术者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，而潜御群臣者也。”^⑩在韩非看来，“术”驾驭群臣更好执法的手段。术也是君主察奸防奸的一种权术，君主要保住政权，必须掌握三条原则，这就是：心藏不露、独自决断和独揽权柄。

由于人人都是自利自为的，群臣也不例外，因此在考察一个人时，既要观其言，更要看其行。他说：“有言者自为名，有事者自为形。”言与行的合一是韩非子用之术的标准之一，对君臣的考核，就必须做到知和行的统一。韩非子说：“此则积辨累辞，离理失术，两未之议也。”这就要求君主在“积辨累辞”时，做到兼听则明，当机立断，决不能偏听偏信，好走极端，处于“两未之议”的境地。

从手段方面看，用人也要有术，用人的术在于知人善用，对所用之人有了全面了解之后，用其所智，用其所能。韩非子说：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又说：“力不敌众，智不尽物，与其用一人，不如用一国。”

在这里韩非子要求君主应该掌握用人之术，进贤才劝有功，“官贤者量其能，赋禄者称其功。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，有功者乐进其业，故事成功立。”君主要使用有才能有功劳的人，就要使他们有丰厚的俸禄，有适当的官职，这样有能力的人才会全力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大家才会更有动力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有才能的人不懈怠而且有功业的人也愿意不放弃努力前进，人们就能对国家的发展建功立业。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是有限的，要善于集中群众的力量和智慧，选好一国之君，就会治理好一国，所以用人之术对于治国来说是极其重的。

同时，韩非认为：君主之于臣下，宽容而不加制裁，坏人就会侵犯君主，小的奸邪不惩处，必然导致大的祸患。如果罪名和罪行一致，就直接杀掉。对于一些奸诈之徒，法律惩罚不了他，杀了他又会坏了自己的名声，那就可以不择手段，秘密的除掉他。因此，韩非把法与术合起来称为君主治理天下的左右手。

四、“势”的思想

在韩非子的法、术、势思想体系中，法和术主要受到了前人的影响。在法家的先贤中，商鞅主法，申不害主术，而韩非子最重视的是“势”。他所认为的“势”，主要指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。“君持柄以处势，故令行禁止。柄者，杀生之治也；势者，胜众之资也。”“凡明主之治国也，任其势”。韩非认为，权势在政治统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，它赋予了统治者以能力，这种能力不是统治者的能力高强、品德出众就可以获得的。“飞龙乘云，腾蛇游雾，云罢雾霁，而龙蛇与虫寅蚁同矣，则失其所乘也。贤人而诎于不肖者，则权轻位卑也；不肖而能服于贤者，则权重位尊也。尧位匹夫不能治三人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，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，而贤智之不足慕也。”在这里，韩非子用比喻生动地说明，政治统治依靠的只能是权势，而不是君主的德行。韩非子的思想和儒家先哲形成了对比。在韩非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，“势”既是出发点，又是归宿。权势是君主存在并且进行推行法家的一系列主张的前提，失去了这种权势，“主失势而臣得国”，法就是一纸空文，一切统治之术就无从谈起了。拥有了权势，君王才能形成对臣下的威慑力，形成对百姓的统治力。

韩非子主张的整套法、术、势思想的最后落脚点，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君主的权力。韩非子认为，“夫势者，名一而变无数者也。”即权势只有一个名称，但是却有很多的表现形式。韩非子把“势”分为“先天之势”和“后天之势”。韩非子认为，权势从开始就是自然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统治当中，这是权力的最初状态，即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，靠得就是“先天之势”。他又认为，还存在着“后天之势”，即通过统治者的努力扩大和加强权势。相比之下，韩非子更重视“后天之势”，他的理论体系也是紧紧围绕着增加后天之势展开的，即如何利用法和术使君王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，成为真正最高的绝对权威。

为了加强君王的“后天之势”，韩非子提倡法、术并用。他在回答“申不害、公孙鞅、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”时，回答：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，此人主之所执也。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，此臣之所师也。君无术则弊于上，臣无法则乱于下，此不可一无，皆帝王之具也。”¹¹由此可见，韩非子提出的所谓“法术”主张，只是加强君主权势、稳定帝王统治的一种工具。

五、评论

1.韩非认识到发展强大才是硬道理，为了统治可不则手段，为了强大可不惜一切代价。“上古竞于道德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。”当时的战国时代，群雄逐鹿，征伐不断，已经无法用前世的道德和礼乐维系政治，因此，对一个国家来讲，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才能生存，统治者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权、稳定的国土、稳定的臣民，稳定压倒一切。因此君主便需要想方设法控制臣下和子民，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达到一种国家稳定的局面，并在这种强力之下，争取政治征服。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手段，“法”必须依靠君主的权势才能推行，对于统治者而言，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势才可巩固统治，韩非反复强调“势”的重要性，并通过 “术”来增加君主的“势”。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，满足了当时统治者统治的需要。

2.韩非子“法、术、势”相结合的政治理论就是为“庸人政治”或“中人政治”设计的，这与儒家“圣人政治”相比，更具有实用性。他不谈如何提高君主本人的智能德行，而是立足于如果君主是个庸人，怎样达到国家的发展强大。他的“法术势”相结合的政治思想，意在指导构建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，不管任何人作为君主，国家都能运行。对于现代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3.法术势的思想基础为人性自私论，他把人性的阴暗、血缘亲情的虚伪、宗法政治的残酷血淋淋的展现在人们面前，以极端功利的态度对待一切。使人们不能相互亲近和信任，沦为彼此达到目的工具，人们感受不到一点温情，整个国家像一个巨大的阴森恐怖的机器。从汉朝开始，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将这个机器披上了儒家温情的外衣，“外儒内法”的统治策略一直延续到近代。

注释：

①<韩非子·心度>.

②<韩非子·难二>.

③<韩非子·内储说上>.

④<韩非子·六反>.

⑤<韩非子·难一>.

⑥<韩非子·二柄>.

⑦<韩非子·蠢劫轼臣>.

⑧<韩非子·难三>.

⑨<韩非子·定法>.

⑩<韩非子·六反>.

11<韩非子·定法>.